达成技术交换，那一定是建立在它们在科技树的不同分支上各有所长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一项具体技术有多大的交换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双方对彼此技术差距的认识。

　　如果一方判断自己在某一领域相比对手优势巨大，那自然要奇货可居一下，除非对方拿出足够分量的筹码，否则绝不肯轻易松口交换。反之，如果一方判断对手在该领域和自己差距非常微小，甚至小到只有一到两年的差距，那这一技术在交换桌上的分量显然就要小很多了。

　　所以，为了用最小的代价换回德国所需要要的技术，海伦娜就必须给美国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虽然德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虽然比美国落后一些，但差距也只在伯仲之间。这时候美国人就会盘算：如果现在把这些技术转让给德国，还能多少换回一部分技术或者资金；要是现在不把这些技术拿出来换，要不了几年德国人自己也能突破技术瓶颈，到那时就算美国想换，德国人恐怕也不想要了。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美国人是不可能叫出太高的价码的，何况美国国内的化学工业企业还没有像德国那样完成内部的整合工作，几家大型企业分别属于不同的托拉斯垄断集团，而这些托拉斯集团相互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于是美国的化工企业会便有这样的担忧：如果让竞争对手和德国人达成了一揽子技术交易，那对手就能在回笼一部分资金的同时，大幅增强其生产技术水平，到时候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可就被动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德国在汽油抗爆剂添加技术、氯丁橡胶生产技术等方面确实和自己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差距还是不小的），海伦娜根据系统提供的资料，再结合自己前世的记忆，筛选出了一批不涉及产业机密，但一般需要在这些领域有了相当深厚的技术积淀后，才会开始涉足到的研究课题。

　　有了海伦娜的“面授机宜”之后，在杜邦公司组织的一次名为欢迎德国谈判代表，实则相互试探的酒会上，德国的一位代表不经意地和杜邦公司的同行提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俗话说，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酒会之后，心细如发的杜邦公司代表飞快地将这一线索报告了上去，经过技术人员的一番讨论，杜邦公司认为德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自己的优势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德国代表的表现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德国谈判代表们对汽油抗爆剂添加技术这些领域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德国代表的态度让杜邦公司的高层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毕竟在杜邦公司技术人员的认知中，汽油抗爆剂添加技术的科技树，是只能从根部到树干再到枝叶这样一层层往上发展的。当海伦娜向他们展示了一片树叶后，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棵大树，只是比美国的这一棵稍小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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