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国，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经济起飞”阶段，莫不如是。

　　“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像现在的朝廷，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计划经济”的实施的。

　　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连“地球是圆的”都无法想象，不可指望通过辩论、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只能硬干，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

　　比如修铁路、架电报线，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妨地气、害神元”才办得？

　　那还能办成什么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关卓凡认为，“流血”没错，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要流的，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

　　为此，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

　　至于“启发民智”什么的，根本缓不济急。宣传很重要，但以中国之现状，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完全与虎谋皮；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死水微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工业化一定会动中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地主和士绅阶级的奶酪的。

　　两汉以来。这个阶级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真正的统治阶级。皇帝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

　　清朝后期

　　请收藏：https://m.biqu4.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